孔丹:新时代,中国学派大有可为

来源:观察者网 时间: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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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鄢一龙是在2014年10月《经济导刊》主办的“依法治国研讨会”上,这个研讨会也是我们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设立青年学会的一个机缘。当时他和几位中青年学者正积极推动中国学派的话语体系构建,和我的很多想法不谋而合、颇有共鸣。会后他发给我一篇“小文”,《“一体三用”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这篇文章中他提出要以实践为体,以中、西、马三种思想资源为用,来推进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我读后回复他说:你这篇“小文”可不小,这么年轻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中国学派大有可为。

读他的《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这本书,我感觉他不但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一体三用”就是本书的方法论,本书体现了新一代学者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的锐气,而这种创新不是凭空臆造,是基于中国道路,是中国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法宝。建设、改革、开放靠它,理论创新也要靠这个法宝。实事求是本身就是一句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这句话是从《汉书》里来的,不是从哪本西方哲学书里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非常曲折的、痛苦的实践,获得了正确的道路、正确的认识,最后概括出实事求是,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书中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再创造,例如书中提出的实践知行统一论、群众路线民主、总体阶级等概念,就是基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群众路线与人民中心的概念而形成的,是“实践进一步,理论长一寸”。由此可见,基于中国伟大的实践与沿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进行中国学术话语创新,是行之有效的路子。

当然,这种创新不排斥其他思想,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中国学派就是把各种人类文明放到一起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是只讲中国自己的角度。本书也融贯了不同学科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放在一个全球普遍意义的框架下来解读,从而超越了中国特殊论。总结中国道路的辩证法,也为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话语体系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贯穿全书的中道辩证法,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会通传统的中道学说提出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中国学派是一定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许多现实的迫切问题都需要学者作出有力的理论回应。例如,如何处理社会主义道路与日益庞大的私人资本之间的关系?当下资本的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确实是在相互频扯缰绳。鄢一龙与其他几位青年学者(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在《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中就提出了驾驭资本的观点,这一观点在本书中又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如何驾驭资本的方略。这与我在两年前与水皮(《华夏时报》总编辑)对话时提出的要把资本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思考不谋而合。

鄢一龙(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官网

与资本权力,或者说资产阶级法权相关的就是中国阶级矛盾的问题,对此我们既不能走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又不能对资本、阶级矛盾这些社会现实视而不见。书中所提出的驾驭资本、总体阶级等概念,是一种中间道路,也是现实主义的道路。而如果回到封闭僵化的路上去,那条路走不出去。右的道路无非是西方政治制度、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正道才是光明大道。

本书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到2008年经历了三个三十年,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进入第四个三十年。我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第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历史时期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历史时期截至2011年,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了第四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图片来源:新华社)

我们回顾历史,以便更好地走向未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从四个历史时期,或者说四个三十年看,还有一个命题是革命历史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如何理解这两个不能相互否定?本书提出的六对辩证法贯通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抓住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变量,是一个大的创新。对于我们选择的道路需要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去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不断有所前进,有所进步。

新的历史时期呼唤新的思维。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大战略是能够识局、解局、破局的,本书针对新时期的党群关系提出了建设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构想,针对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需求侧结构性战略、实行“新鸟笼经济”等建议,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策新意。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致力于推动中国学派发生,推动具有中国角度、中国视野、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理论作品诞生。我们应当努力去建立这一套体系,对此我们是有历史责任的。

鄢一龙也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我与这批中青年学者可谓是“忘年交”,从他们身上,我又看到了我们这批40后和50后们,当年在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探求真理,积极为国家出谋划策的锐气与朝气。

我相信,在新的历史阶段,他们会大有用武之地,中国学派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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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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