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是一种软实力

来源:世界知识 作者:张蕴岭 时间:201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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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具有二元性,也就是说是自我认定与他人认知。同时,国家形象还是一种软实力,一种影响力,会对对外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形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影响政策走向,影响社会公众认知。同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纠正负面国家形象的代价巨大。

中国的自我定位和外部认知

关于自我定位习近平主席指出了四个定位。第一是塑造文明大国形象,重点展示中国深厚的历史底蕴、各民族的多元一体、文化的和谐多样性。第二是跟西方不一样的东方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第三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第四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具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

关于周边形象定位习近平主席指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我们希望周边国家对我们好,前提就是我们自己首先要好,要用自己良好的形象增强我们的感召力、影响力。王毅外长也提出,中国要成为可亲的大国。?

外部认知是国家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外部认知的基础是本国的表现与行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中心地位是基于中国本身的成就、行为被外部认可与接受。外部认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则具有总体、分层、动态的特点,再则也受到外部行为体自身利益偏好、价值观取向、舆论引导等的影响。中国本体就像一个多棱镜,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形象往往不一样。还应该看到,当今外部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定要比历史上复杂得多,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中国形象的演变与多重性

首先,近代中国形象经过了巨大的演变,先后经历了失落,即衰败中国,包括自身衰败和对外无能;新中国革命,即“革命中国”的形象;改革开放中国,即经济快速发展、“特色中国”的形象。当前,中国既是崛起大国、也是挑战性大国的形象。当前的中国形象,在自我定位与外部认知上还是存在巨大反差的。当今,是近代以来我们对自己国家形象认定最好的时期,但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分歧,特别是对中国作为大国的行为,认知差别很大。

外部对中国的认知,就整体而言,可以说主要有两点共识:一是认为中国是对地区和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这恐怕是中国近代形象最大的变化之一;二是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对这两点,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本地区,似乎大家都没有争议。不过,对于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大国,我们与外部世界的看法分歧甚大。比如,我们自己认定是发展中国家,到2050年之前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很多国家把中国当成发达国家对待。自我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和外部将我们定位为发达国家,形象认定和要求很不一样。

再则,不同区位的国家对中国的认定也有很大的差别。一般地说,近邻国家与远距离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不同,前者的认知要比后者更为负面,即离我们越近,对我们的负面评价越多。另外,认知主体不同,差别也会很大:政界与公众之间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视角不同;媒体与精英的认知也有很大差别;受不同因素的作用,认知的定位也有差别。

还有,望远镜与显微镜下的中国形象差别也很大。所谓望远镜,就是从远处看中国,往往正面居多;而显微镜,就是近处、细处看中国,会把很多望远镜下看不到的都看清楚,特别是看到负面的东西。中国很大,又是发展中国家,形象认定最好是把望远镜和显微镜下的观察掺和掺和、搅和搅和,混合度越强,形象就越真实。但现实中,外部认知很难把这两个方面完全融合在一起。特别是,中国形象还具有很鲜明的“转型期特征”,即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我们可以通过几项调查来了解下外部世界对中国形象的看法。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中心对38个国家的4万人做了一项调查。在“总体好感度”这项上,对中国抱有好感度的约为47%,对美国抱有好感度的约为49%,比较接近。其中18~24岁的人群里,对中国抱有好感度的达到62%,应该是年轻人更喜欢中国这种上升、有活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状态吧。但是在第二项“对处理国际事务的担当”上,情况就不一样了,38国中只有12国给中国打了正面分,却有24国给美国打了正面分,美国超过了中国的一倍,也就是说很多国家对中国还是不放心。

第二个调查是日本民意调查机构在1804名日本人中进行的,其中“对中国有好感的”为16.8%,“比较有好感的”为13.4%,“特别有好感的”仅有3.4%,“对中国没好感的”却有80.5%,其中“比较没有好感的”为34.6%,“根本没有好感的”为46%,比例都比较高。将近一半被调查的人对中国根本没有好感,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的好感比例高于年长者。

第三个是韩国调查机构所做的对华认知调查,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仅为9.7%,在“对韩国威胁最大的国家”的调查中,选择中国的为16.8%,选择日本的为10%,选择朝鲜的为66.7%。选择中国的比例竟高于日本,这可能跟我们平时的感觉不太一样。在皮尤中心2017年的调查中,有83%的韩国人把中国认定为最大威胁。不过,应该看到,朝鲜半岛对抗性强,韩国人情绪变化大,因此,调查结果受时点和事件的影响很大。我记得当年“天安号”事件发生后,一家韩国调查机构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韩国人视中国为敌人,原因是他们认为事件是朝鲜人干的,而中国姑息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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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外部世界对华认知的因素

出于多种原因,周边国家对华的认知定位很不同,可以分为四组:第一组是稳定认知组,主要是没有争端和重大利益冲突的国家,包括东南亚的老挝、柬埔寨、文莱、马来西亚、泰国,南亚的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第二组是负面认知组,主要是有争端或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国家,包括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不过,这一组也不是铁板一块,会发生变化。比如菲律宾,换了总统,政策变了,对中国的舆论和认定也发生变化。第三组是特殊利益协同国家,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关系好、长期合作,没有重大利益冲突,认知以正面居多。第四组是不稳定国家,包括韩国、朝鲜、印尼。对中国的形象认定受事件、利益和格局的影响大。当然,这样的分组也不是绝对的,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其实,当前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中国的军力增长,可以说属于不确定性影响因子,比如,美国、日本、越南、印度、韩国等一些国家,对中国军力增长的负面思维多,因此,负面影响因子所起的作用就大。

也要看到,外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认定也在发生转变。比如,经济成功被认可一直是最重要的正面影响因素。中国在最近几十年里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几亿人民成功脱贫,这是了不起的正面形象,而如今,特别是对未来的中国,考虑多的是中国的大国行为,不确定性所产生的负面认定也就大。还有一点,现在,政治因素(体制、意识形态等)对中国国家形象负面认知影响度降低,特别是考虑到未来,行为因素的作用上升了。

现实中,中国的大国行为存在着这样几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理念与行为不一,也就是说的与做的不一致,或者说得好,做的不那么好。第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强国梦是一个长进程,时间序列长,不确定性就增加,不确定性导致外部对中国未来发展存有疑虑。第三是政府与个体(机构、个人)行为的分离。对外部认知来说,往往把中国人(机构)个体与国家整体联系起来,个体的负面行为对国家形象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思考

一般来说,正面形象与好的国家关系是正相关关系,即国家形象好,国家间的关系就越好。但事实上,国家间关系的定位与发展的基础是核心利益与重大利益,在一些情况下,即便形象正面,利益冲突也会影响国家间关系。比如,即便认定中国发展成功、社会治理做得不错,但在遇到领土争端、核心利益冲突的时候,双方的关系马上就会变化,如前面提到的韩国“天安号”事件、“萨德”部署之后的中韩关系。也就是说,两国关系不好,不一定是你的国家形象不好,可能是受到暂时因素的影响。

中国周边关系中的形象因素具有很强的转型特征,我把它分成几个方面:一是做新型大国是根本定位,新型大国的形象需要时间和行为检验,起决定因素的是自身可持续的成功和行为(做法)被外部接受;二是“不一性”会长期存在,整体与个体不一、远和近不一等,会长期存在,这将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影响;三是不能把做可亲的大国作为政策目标,国家间关系有多重调节的决定因子。当然,从未来发展看,作为新型大国的中国逐步被认可和接受是可期的。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新的历史定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显然,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自己,建设全面现代化,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基本定位。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不称霸,这是另一个国家形象定位。同时,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要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是另一个形象定位。外部正在以不同的视角观察、认识、接受和应对新时代的中国。周边是检验中国方略、誓言、抱负的首选之地,所以一定要把我们周边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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